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几日的混乱中，伪满洲国政权已走向终结。1945年8月11日，溥仪匆忙踏上逃亡之路。经过漫长的旅程，他于沈阳东塔机场等待逃离至日本的航班时，被苏联红军逮捕。这段经历之后，他的命运开始了新篇章——身为战犯的日子开始了。

在接下来的五年里，溥仪一直被关押在苏联的一所特殊监狱中，但待遇较为宽容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还曾前往日本，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，连续八天作为证人，详细叙述了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和殖民中国人民的罪行。

溥仪在结束某事件后，再次被苏联军方拘禁并继续关押。尽管失去了自由，但他依然享有特殊待遇，无需参与劳动。因此，他多次向苏联方面表达希望永久留在苏联的意愿。除了能够继续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外，他也试图逃避被遣返回国后可能面临的责任追究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处于困境之中，生活仍旧受到很大的限制。

苏联政府在1950年8月1日将包括溥仪在内的263名战争罪犯移交至中国政府。当载有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缓缓停靠在绥芬河火车站时，溥仪等战犯下车后随即换乘客车，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。

溥仪当时头戴黑色礼帽，身着黑色西装，一手拿着精致的文明棍，另一手则挂着风衣，显得风度翩翩。然而，这种姿态却是他刻意为之。一方面，他内心深处有着优越感的认知，认为自己与众不同；另一方面，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掩饰自己对于未知生活的恐惧感，掩盖他内心的不安。

当溥仪刚踏入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时，内心充满了不安与忧虑。他经常因为恐惧而失眠，心中总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，仿佛有人正在暗中偷窥他的财物，或是即将对他采取致命的行动。这种紧张的氛围和不断的警觉让他的心情沉重不已。

时光一天天流逝，溥仪逐渐意识到他的幻想并未成真。生活中，无人对他产生杀意，虽然清贫，但他的生活也受到了照顾。随着日子的推移，他心中的警惕逐渐消解。

抛开思想的转变不谈，就连生活上的转变，溥仪也需要从头适应。由于长期习惯于他人的服侍，他突然面临需要自己处理所有生活琐事的情况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。他开始适应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，需要逐渐适应并习惯所有的生活细节都要自己动手。这一过程对他来说并不容易，但他仍然需要努力适应并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。

在此之前，溥仪从未尝试过折叠被子，就连铺床的基本技能也未曾掌握，甚至简单的系鞋带对他而言也是难题。然而，当他来到管理所后，最初与妹夫和侄子等人同居，得益于他们的照料，他依然保持着一种尊贵的心态，仿佛仍置身于帝王之巅。

管理团队迅速察觉到了这个问题，当即决定为溥仪换一间新的居住环境。在那里，溥仪不再受到他人的冷遇，没有人愿意聆听他的要求，更不会协助他完成任何任务。因此，溥仪开始亲自动手解决困境。面对这一状况，溥仪并未气馁，而是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。他开始亲自动手整理房间、布置家居，一切琐碎事务都亲自过问和处理。尽管身边的人并不愿意搭理他，甚至不帮忙，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努力。溥仪的坚韧和毅力使他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，开始自立自强。

溥仪初时显得手忙脚乱，对日常起居一无所知。当同屋的人早已完成洗漱和早餐时，他才匆忙穿上衣物开始洗脸。然而，他尚未出门便被吩咐回去折叠被子。面对这项任务，溥仪显得手忙脚乱，只得随意卷起被子放在床上。而在刷牙时，他也经常疏忽忘记蘸取牙粉。等他终于完成这些琐事走进食堂时，发现其他人已经吃完早饭准备离去。

溥仪的衣物时常遭遇“小插曲”，不是扣子丢失，墨水渗透，便是裤管长短不一。而在洗衣时，他更常把白衣衬衫洗成色彩斑斓的彩色衬衫。他在洗衣服时，只会使用肥皂去污，却忽视了搓洗这一重要步骤，打完肥皂便将其从水中取出晾晒。尽管这样，他仍然未能免除衣物问题的困扰。

曾经的皇权至高无上的溥仪，在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的时期，内心充满了郁闷与困惑。然而，他并未因此消沉，反而萌生了通过劳动证明自身价值的想法。于是，他投身于糊纸盒的流水作业之中，然而，工作似乎并未如他所愿，物品在他手中仿佛失去了流转的节奏，渐渐地停滞不前。最终，溥仪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选择了退出。

连续不断的打击让溥仪的心理状态逐渐崩溃。他开始对自己感到失望，认为自己一无是处，同时也怨恨着过去那些毁灭人性、压抑个人的制度。

在工作人员的关心与帮助下，溥仪逐渐适应了新生活，逐渐学会了自我照顾。他通过自学和实践，不仅掌握了种植蔬菜和养殖家禽的技能，还初步接触到了医学知识，能够测量血压和使用一些基础医疗设备。

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。思想上的改造，相较于生活技能的提升，无疑是一场更为持久和艰巨的历程。

在抗美援朝战争的1950年代，全国人民心系国家安危，积极响应号召，踊跃捐款捐物。当时，管理所的囚犯们也不甘落后，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——为前线英勇的志愿军战士制作棉衣和炒面。

得知消息后，管理所众人立即投入到忙碌中。由于能为国家贡献力量，他们备受鼓舞，满怀动力。溥仪闻讯也深感欣喜，随即他回到家，慎重地解开自己的棉衣，取出了一件隐藏已久、意义非凡的珍贵之物——三链章。他将这枚印章交到管理所工作人员手中，平静而坚定地表示：“我自愿上交。”

这是乾隆皇帝曾命名匠用上乘田黄石精心雕刻的艺术品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当溥仪离开故宫时，为了未来的生计，他携带了许多宝贵的物品。然而，由于战争的摧残，他所携带的贵重物品已所剩无几。

当他初到管理所时，与其他战犯一样，他的随身物品都被详细登记并安全地存放在仓库中。这些物品都是他们的私人财产，未来出狱时，将会原封不动地归还给他们。然而，溥仪从故宫带出的物品则按照相关规定，一律上缴归公。

溥仪身边仅留下了一件物品，原本打算珍藏以备将来之需。然而，随着抗美援朝的爆发，他选择了主动上交，为战争提供支持。这一行动展现了他思想的转变，令工作人员深受感动，并对他给予高度评价。他的行为彰显了他的内心变化，证明了他对国家的忠诚和担当。

在1959年的国庆前夕，国家主席宣布了首次特赦的决定。这一消息在管理机构内引起了广泛的激动，就连溥仪也不例外。然而，对于自身是否能够获得特赦，溥仪心存疑虑，毕竟他的特殊身份使他有所顾虑。

在12月4日上午，作为观众身份坐在台下的溥仪，在听到台上念到他的名字“爱新觉罗·溥仪”后，情绪瞬间激动起来。他站起来，泪水涌出，身体因为激动而暂时动弹不得。直到身边的人提醒，他才渐渐恢复过来，缓步走上舞台。

毛主席在1961年中南海的会面上，与溥仪进行了亲切交谈，给溥仪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在谈话中，毛主席以真诚的关心，使得溥仪深受感动，甚至流泪。除了表达感激之情，溥仪还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请求：希望能够重新整理自己的历史资料。毛主席听闻后立刻表示赞同，并郑重地嘱咐他要以事实为依据，尊重历史的真相。这一谈话对溥仪来说，是一次宝贵的人生经历，也是他重新融入社会的重要契机。

参考环球人物杂志第25期、百年潮杂志第10期、新传奇杂志第40期、青年文摘上半月版第2期以及《震撼世界的奇迹》一书，重新梳理和呈现以下信息：